合作制在我国农业产业化中的发展2011-11-25 8页 0分 用APP查看合作制在我国农业产业化中的发展——中国现代农业的“反过密化”经营分析摘要：自黄宗智提出中国农业存在过密化理论后，无论国内外学者如何争议，中国现代农业产业化过程中都呈现着“反过密化”经营色彩。本文基于中国农业过密化危机状况，对我国农业现行发展中的反过密化经营行为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了只有纵向一体化才是将附着在土地上的劳动力向非农业生产转移的有效方法。并实例论证了合作制在我国农业产业化中缓解过密化危机的作用，提出农业产业化中应建立起的三个社会化服务体系。关键词：农业产业化 合作制 反过密化一、引言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国家，人多地少以及由此相伴而生的小农生产方式维持了历史上绵延上千年的“维生型小农经济”。[1]曾经那个“男耕女织”的时代造就了一个非常牢固的经济体，任凭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都改变不了中国特有的环境、人口因素。“18亿亩红线”正是我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情况下不得不面临的决策问题。而无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多少，中国仍然是一个有着大量过剩农业劳动力的农民国家。在我们可预见的范围内，这种状况将会持续。温铁军（2000）老师认为，即使我们加快城市化进程，到2030年可能实现50%城市化率，到那时我们是16—17亿人口，按16.8亿计算仍然还有8亿4千万人生活在农村；而在城市化加速阶段，按正常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每年被征占的土地至少在1200万亩以上。也就是说30年后，无论按新口径19.5亿亩算，还是按老口径14.5亿亩耕地算，都要减少3亿多亩，人均耕地面积也实际上会减少更多。庞大的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的耕地面积，使得农村农业从业人员劳均面积减少，整个耕作劳动力呈现过密化态势。对于存在于世界多国的农业过密化问题，我国有基本国情原因，也有政策制度原因。黄宗智认为，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可能与“男耕女织”同样牢固的“半工半耕”的经济体。而半工半耕根源于非农作时期大量农业从业人员的隐性失业以及农民的低收入状况，实质上也反映了我国农业过密化事实的存在。因此，采取有效措施转移附着在土地上的劳动力，实行“反过密化”措施发展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刻不容缓。本文就中国现代农业发展中进行的“反过密化”经营策略进行分析，结合国情、民情论述了各种方式的可行性，以实际案例论述了合作制在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基于“反过密化”视角着重发展的方向，同时提出我国应建立的起重要支柱作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二、中国农业发展中的过密化危机中国的“小农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都属典型，无论是明清时代还是民国时期。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先生曾经提出：“在1350年至1950年长达6个世纪的蓬勃的商品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中国小农自耕的生产方式实际已经陷入到了一个高土地产出率与低劳动生产率并存的' 均衡陷阱' 。假如把不同的复种指数计算在内，每亩耕地平均产量就等于216～247斤或每英亩647～740公斤，比美国的每亩133斤或每英亩400公斤高出甚多，但中国每英亩小麦所投入的人工是美国的23倍，每英亩高粱则是美国的13倍。”[2]所以，当西欧的小农经济正在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改造时，中国的小农经济却逐渐呈现出过密化。建国初期，农村合作社制度使得小农经济向规模化大生产转变有了农业制度为国家政权服务的色彩。为促进农业生产，增产创收，也为保证国家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国政府一方面倡导实行集体化，动员农村妇女劳动力加入到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中；另一方面，在第一产业增加要素投入。使得“第一产业就业人员” 从1952年的1.73个亿到1980年的2.91个亿，增加了将近70%。大规模的劳动力增加决定了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的模式：依赖原来劳动量的约四倍的投入，伴随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已经是相当高粮食总产量的出发点上进一步把产出提高了约三倍。这是可观的成绩，但是，每劳动日的报酬不仅没有提高，实际上是降低了。[3] 过密化状况仍然在持续。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人数以及自然增长率居高不下，以致于改革以来三十多年之中所发展起来的惊人的非农业就业总的来说仍然少于农村自然增长的数量。这就是今日劳均仍然只有7（播种）亩的基本原因。当然，近年来地方官员大规模侵夺征占城郊农民承包地，达到1.5亿亩、涉及9千万人的幅度，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4]无论怎样，一定水平的农业产出、庞大的农业就业人员加之人均极少的耕地面积综合反映着中国现代农业中过密化问题的存在。以种植业为例，过密化潜存着巨大的危机。今日的种植业实际上已经逐渐呈现缓慢增长甚至是停滞、倒退状态。粮食总产量从1999年以来逐年递减，从1998年的5亿吨直线递减到2003年的4.3亿吨。劳均粮食产量，因为粮食播种面积递减，从1998 年高峰的1574公斤一年又一年地下降到2003年的1362公斤，粮食亩产量处在基本停滞状态：1995 年342公斤，2000年342公斤，2003年344公斤[5]。此情况与农业技术进步看似相悖，实际上抛除自然灾害等原因，从我国民情出发，考虑农民种植的低报酬以及生活欠缺必要类保障造成的无心耕种等情况，问题得以解答。在2008年国家两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基础上，2009年再次较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价，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从而200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3082万吨，比上年增加211万吨，增长0.4%，创历史新高。[6]虽然我国目前靠宏观经济政策调控还不存在粮食危机，但长远的考虑，整个种植业中隐伏了制度型过密化经营事实，将产生的更大的危机。三、我国农业“反过密化”经营策略分析虽然“过密化”并未被政府明确认定为潜伏在农村的社会现象，但事实上已经在进行的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各种策略的运用及政策的推出都不同程度的呈现“反过密化”色彩。（一）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劳动力转移是最直观的解决附着在土地上的农业劳动人员、疏散农村劳动人口的方法。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地区承载力上讲，一方面为农村减轻了压力，但相应的给城市增加了压力。从岗位竞争方面讲，近年来的经济危机使工作机会减少，岗位紧张。城市内增劳动力人数在攀升，人才竞争愈演愈烈，而农民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无法适应我国各行业设置的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发展的岗位，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劳动量大的工作，求职竞争中毫无优势。在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的同时，产生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社会问题。失衡的转移发展将使农村土地利用率不均，农民收入得不到改善，甚至加剧城乡二元结构。所以，依靠城市化转移劳动力，减轻过密化事实有很大的局限性。（二）农业横向一体化简单地说，农业横向一体化的目标是打造耕作上极具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农场。综观现代中国农村问题，低收入迫使农民外出打工，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使城市外来打工者在社会保障等方面又失去公平待遇。在农村医疗、社保等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承包责任制下一村一村地按人分配土地使用权的制度却为农村人民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生活保障——即使外出务工不能满足生活需求，至少还可以回家种地，维持基本生活需求。怎样将农户的土地集中起来，加强农户间合作，摆脱家庭式生产方式，建立规模化生产是农业横向一体化要做的事情。我国一些农村的横向一体化工作进展卓有成效，以安徽繁昌县为例，2007 年以来, 该县抢抓机遇, 勇于创新, 结合峨山、平铺两镇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和土地整理项目的契机, 以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为主要形式, 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通过出台财政扶持政策, 搭建土地流转平台, 规范土地流转秩序, 逐步建立起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农民自愿、依法有偿的土地流转机制, 积极引导土地向规模经营者集中, 进而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截至2009年6月, 全县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已达8.9万亩，其中耕地4.4万亩。[7]正是由于横向合作产生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产值才会提高，但是由于从业总人口并未改变，无法转移附着在土地上的劳动力，只是提高了人均收入，无法从根本解决过密化问题。故而要想利用农业的横向一体化即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解决农业过密化问题，必须以通过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转移出多余的附着在土地上的劳动力为前提，并且必须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大家都知道农民的出路在于非农业，但是在农村发展非农业生产搞二三产业非常艰难，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尚不具备这些条件。（三）农业纵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是指根据农业再生产的前后向联系，将农业生产者同其产前、产后环节的工商企业以某种形式联结起来，形成农工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的完整产业链和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农业纵向一体化是国家大力倡导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普通农户的种植行为是一种单纯的产中行为，而种植前的种子、能源等原材料购买以及收获后的自行销售行为是不具规模的个体经济行为。从收益效果上讲，收益率并不高。在农村发展纵向合作，要将产前原材料购买与产后加工、销售等联合起来，形成农工商、产供销系统的一体化。规模化产业链的形成不仅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带来高额利润，而且可以从节约成本角度出发，直接将集中于产中的土地劳动力转移到拉长了的产业链中的不同环节，使劳动人口转向批量采购、开拓市场、销售服务等农村非农业生产岗位，从根本上解决过密化农业生产问题。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中，比较好的纵向一体化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 “公司+农户”型该类型一般是靠契约维持的公司与农户间形成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公司（一般为龙头企业）按合同规定采取保证价收购、市场价收购、返利等方式收购农产品，农户按期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模式发展以来，订单农业也在我国广泛推广，为规避市场风险，该模式已经有加入期货、期权的金融工具趋势。2. 合作经济组织+农户”型合作经济组织指的是在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农民出于共同目标，自愿、自发建立起来的一系列跨户、跨村、跨乡镇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等组织。该模式有民间团体或俱乐部性质，尤其是协会，包括以乡村经济技术服务组织为依托, 或以农村的专业技术人员、专业大户等为骨干自愿联合起来的各种专业协会。这种模式由于缺乏严格管理，具有明显的群众性、互利性和自利性，成员可能出于私利，工作不积极努力。因此，经营模式可能逐渐向引入股份制因素的紧密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龙头企业+ 农户)+市场”的模式演变。[8]3. 企业集团+农户”型企业集团不单单是前面所说的公司，这里指的是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雄厚的技术、超强的市场开拓能力, 而且业务广泛涉及产供销各个部门的大型集团。其带动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比普通公司更大。在现实当中, 一般通过具有导向和“龙头”作用的企业集团, 以合作联营、资产整合、挂靠或代理等方法组织对农业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和利用。[9]无论是哪种模式的纵向一体化，农户从事的都不仅仅是原先的孤立型的小家庭生产，而是融入了产业链条的一分子。故而农民的生产活动具有了一定的流动性，眼光不仅要盯着土地，还要与前后关联企业进行沟通，加强业务合作，无形中劳动力摆脱了土地的局限，向着更开放的非农业市场慢慢转化。由此看来，只有合作形式的农业纵向一体化才能一方面实现农业生产的“反过密化”，另一方面保证农民获得更高的收益，提高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四、合作制在我国农业产业化中的发展在我国的乡村建设中，一般存在协会和合作社两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相应地也存在两种经济模式，一种是以农户经济为基础，协会提供服务并促进社员之间经济互助合作的合作经济模式，另一种是由农户入股，然后由合作组织（一般是合作社或者综合农协）上一个比较大的经济项目，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经济模式。[10]合作制在我国农村推行，几乎覆盖了所有乡村。现今发展状况是：总体发展速度开始加快，如山东、北京、河北、浙江、四川等基础好的地区出现了速度加快、实力增强的态势，在江西、云南、海南等基础薄弱地区，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1]总体发展规模及水平参差不齐。成果显著的有安徽繁昌县，近年来该县坚持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项目申报、立项和财政资金倾斜上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同等对待, 给予优先考虑。2006年以来, 县财政共安排资金100多万元, 用于支持龙岗西瓜合作社、县苗木花卉盆景协会等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其中, 龙岗西瓜合作社在专项资金扶持下, 成功打造了“繁星”品牌, 受到周边市场的欢迎, 该合作社也因此被评为2007年省级合作经济组织示范单位。2009年, 县政府又出台支持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意见, 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此外，山东省临沂市的合作经济发展经验也值得推广。该地区的合作发展中供销社的作用功不可没。在临沂市河东区的经济合作中，供销社换位思考，从农民立场出发，找到了新时期服务农民的新方向，坚持以“政府找手段，农民找服务，企业找出路”为中心，先后建立了临沂市河东区大蒜专业合作社、鲁盛养鸭专业合作社，同时成立了河东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下设信息服务中心、财务服务中心、人才服务中心等为农民提供专业指导，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临沂市农村逐渐形成了“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同时，对于发展中存在的融资难问题，该市合作社实行了内部资金互助政策，对缺少资金的农户给予适当扶持，而资金来源是区供销社参股与农民社员的入股，总体由供销社指导管理，同时成立担保有限公司，指导和监督全区合作社的资金运转以及组织成员间资金调剂使用情况。该地区农业产业化推进成果，不仅在于给地区带来的经济效益上，而且体现在农村劳动力作用的有效而充分的发挥。合作制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基本方式，也是我国农村解决过密化问题的有效途径，坚持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大力开展纵向一体化辅以横向一体化的混合合作制度，为改善农村经济现状，实现社会稳步前进提供有力的保障。五、“反过密化”经营中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反过密化经营过程实质上是农业产业化中必要的过程。农业产业化越发展, 农业与市场的联系越紧密, 指导和控制劳动力流向越重要。而农民对产前、产中、产后各方面的服务要求也将随产业化程度的发展而进一步提高。为了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加速农村过密化劳动力的积极转化，应建立起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体系。1. 规范协会运作机制，提高企业合作机率我国农村现有的协会除了会员发展已成规模，具有较强大管理团队的协会外，大多是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缺少规范运作机制，整体呈现松散性特征的小规模协会。如果协会成员间没有建立合作，相互间缺乏信任，整个团体只是一个兴趣目标一致而投资独立的组织。为充分发挥协会作用，应规范协会运作机制，形成负责任的协会管理团队，使成员发现协会的价值所在，积极参与协会活动，提高协会成员间的企业合作机率。2. 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解决企业融资难题企业融资难是农业产业化的瓶颈问题。政府应建立健全信用担保服务体系, 积极探索农村集体土地及房产贷款抵押的方法和途径, 创新担保方式, 扩大担保范围，进一步加深金融与农业产业化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时，鼓励和引导县内金融机构改革信贷模式、抵押担保和服务方式，简化信贷流程, 为农民创立农业企业放松政策。3. 设立专家咨询机构，指导产业加速推进.为了增强农村企业质量，政府应主导企业品牌建设、服务建设。由于农民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政府应发挥积极指导作用，设立专家咨询机构，定期引进相关专家开展“三农”问题咨询会，农业科技知识宣讲等活动, 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村企业核心竞争力，鼓励企业争创省级、国家驰名商标，著名商标, 名牌产品以及特色农产品开发、有机食品认证。同时，为村干部的领导集体开展与管理专家对话活动，提高领导干部工作能力和决策水平, 使农村企业现代化、规范化，农村人员管理科学化。参考文献：[1] 姚洋, 小农体系和中国长期经济发展[J],读书，2010（02）.[2] 黄宗智, 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3]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中华书局,2000.[4] 陆学艺, 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前景[J]，2005.[5]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6] 2009年全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连续6年增产[J],中国信息报,2010（02）.[7] 鲁楠，论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安徽繁昌县为例[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5).[8] 吴玺玫, 新形势下农业产业化组织结构形式探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9] 黄祖辉, 蒋文华, 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制度透视——理论述评与应用分析[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10]常竹青, 乡村建设中的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模式探讨[J],中国乡村发现,2007（03）.[11]张丽，临沂——日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分析[J]，谈古论今，2010(05).[12]夏英, 牛若峰, 中外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道路与模式比较[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13]金红梅，关于农业产业化和农业产业链理论与实践的思考[J],山西农经，2010（01）.继续阅读 分享 收藏    用文库APP看文档，免除广告打扰 相关推荐